围绕“细菌是否有转录因子(transcription factors, TFs)”这个问题,近20多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存在明显分歧。传统观点认为,细菌没有TFs,调节细菌基因转录起始的是转录激活蛋白和阻遏蛋白,TFs仅仅结合于真核基因启动子。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某些国际学术权威主编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类主流原版教材。然而,新观点认为,细菌的结合DNA的转录激活蛋白和阻遏蛋白就是TFs,其含量和重要性不亚于真核。虽然新观点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早已司空见惯,但迄今国内外许多学者仍然心存疑虑。“转录因子”这一概念像许多分子生物学术语一样,伴随学科发展不断更新,从狭义到广义。初期人们曾以为TFs仅仅是真核基因转录起始所必需的,细菌不需要TFs,当时将细菌排除在其适用范围以外可以理解。40年来丰富的科研成果已经证明,大量的转录激活蛋白和阻遏蛋白结合于启动子以外的顺式调控元件,其中既包括真核生物的增强子、沉默子和绝缘子,也有细菌的多种正、负调控元件,这些转录调节蛋白符合转录因子的所有基本特征,是名副其实的“转录因子”。所以,新观点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应该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和采用。将来“转录因子”的概念是否会进一步扩大,纳入HAT等染色质修饰蛋白和ncRNAs,甚至拓展到转录的“延伸因子”和“终止因子”,我们对此应该秉持开放态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科的名词大多属外来语（主要来自英文），怎么将这些名词恰到好处地翻译成中文是一件难事。有些名词翻译得非常到位（如“基因”），但也有一些名词的中文翻译不太理想，甚至容易产生歧义（如“蛋白质”）。美妙的翻译依赖我们对其词源和词意的深刻理解。 本期《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发表的卜友泉教授撰写的《酶和核酶的词源学研究及现实意义》一文，既总结了我们对酶这类生命物质的认识过程，也对“enzyme”和“ribozyme”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源学进行了探究。他全面地总结了自18世纪以来人们对生物催化剂的曲折认识过程。尽管日本学者将 “enzyme”翻译成了 “酵素”（ 似乎是根据这类生物催化剂的早期英文称呼“ferment”翻译而来），并沿用至今。台湾也一直沿用日本的这种翻译。但我国学者根据这类生物催化剂的后期英文名称“enzyme”，而将其翻译为“酶”。与“酵素”这一名称相比，我认为“酶”这一名称就精妙多了，无论从语境还是语意都是准确的。 但是“ribozyme”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新的英文词汇。怎么翻译是个挑战。早期我国有学者建议创造一个中文字来翻译ribozyme。正如卜教授文中所言，尽管我们对核酸类酶的认识远晚于我们对蛋白质类酶的认识，但它们的特征都与最初对“酶”的定义相符。显然，创造另外一个中文字来翻译ribozyme是不合适的。目前ribozyme被翻译为“核酶”，尽管其中有“酶”字是合理的，但我觉得称其为“核酶”也并非理想。也许称其为“核酸酶”意思会更清楚一点，但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反映这类催化剂都是核糖核酸类物质，而非脱氧核糖核酸类物质。不知道日本是怎么翻译ribozyme的。 类似地，日本人将protein这类物质翻译成了“蛋白质”，也是根据更为古老的“albuminous substance”，意译而来，但不是很理想，没有反映protein这一词的真正含意（即“最重要的，首要的”），而且在社会公众中容易引起误导。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科学家未能像将“enzyme”翻译为“酶”一样，将protein进行一番类似的精妙翻译（如将其翻译成“普丁”什么的）。当然我们也还有其它一些生物化学名词的中文翻译不是很理想，如将“molecular chaperone”翻译成“分子伴侣”（台湾将其翻译为“分子伴护蛋白”就准确多了）。所以将英文名词准确翻译不是一件易事。不知新一届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委员会是否可以对这些翻译不妥的名词进行一番修订。 当然，目前国际上对成千上万种蛋白质的英文命名本身就相当混乱。翻译成中文就更是挑战了。也许IUBMB的命名委员会需要专门组织一个专家组讨论蛋白质的命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