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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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诗杰，陈咏竹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2020, 36(4): 357-363. https://doi.org/10.13865/j.cnki.cjbmb.2019.12.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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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天然蛋白质可通过错误折叠形成淀粉样纤维，并进一步沉积导致淀粉样病变，被认为是许多重大人类疾病的病理基础。因此，阐明天然蛋白质错误折叠、聚集形成淀粉样纤维的分子机制，是预防、诊断和治疗相关疾病的关键。研究者们从天然蛋白质中鉴定出许多能够形成淀粉样纤维的关键短肽片段，即淀粉样短肽，对它们形成淀粉样纤维的能力及其在完整蛋白质聚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对近年来人类疾病相关淀粉样短肽的研究展开综述。首先，介绍鉴定淀粉样短肽的标准及其相应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并回顾近年来与一些重大人类疾病相关的淀粉样短肽，尤其是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淀粉样短肽的进展情况，对淀粉样短肽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氨基酸残基及其可能的自组装原理进行总结分析；最后，展望这些淀粉样短肽作为靶点在相关疾病诊断和治疗方面的意义，并初步探讨它们作为新型生物材料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应用前景。本文一方面为阐明天然蛋白质形成淀粉样沉淀的分子机制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为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思路，同时也为新型生物材料的开发提出潜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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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磷脂酸在皮肤损伤疾病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

牟笑笑，杨晓，杨晓云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2020, 36(4): 364-369. https://doi.org/10.13865/j.cnki.cjbmb.2019.10.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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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作为人体最大器官覆盖于全身，能阻挡有害物质的侵入，保护人体内环境稳态，参与人体代谢过程。皮肤损伤、炎症和纤维化等，都会导致皮肤屏障功能的减退，影响正常的生命活动。溶血磷脂酸（lysophosphatidic acid，LPA）是十分活跃的磷脂信号分子，参与多种生理和病理生理过程。LPA是维持体内平衡所必需的生物活性脂质介质，在皮肤中通过不同的信号通路发挥多功能磷脂信使作用。本文综述了皮肤中溶血磷脂酸受体（lysophosphatidic acid receptor，LPA1-6）及其细胞信号通路的作用及机制，综述了LPA在皮肤创面愈合、皮肤瘢痕、皮肤黑色素瘤、硬皮病、皮肤瘙痒、过敏性皮炎、皮肤屏障、皮肤疼痛，皮肤毛发生长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有助于了解LPA在皮肤中的生理和病理生理作用。深入研究LPA的作用机制将有助于挖掘其在皮肤治疗中的作用，开发以LPA为靶点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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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多胺代谢调控网络的小分子药物及抗肿瘤应用

马红艳，刘森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2020, 36(4): 370-377. https://doi.org/10.13865/j.cnki.cjbmb.2020.02.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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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胺代谢调控网络包括多胺的生物合成、分解代谢和膜转运，作为生物体重要而复杂的生化单元，广泛参与机体细胞的生长、增殖、凋亡和基因表达等活动。多胺代谢调控网络的失衡与多种疾病相关，例如肿瘤、炎症和心血管疾病等。2018年全球癌症统计数据预计，癌症将成为21世纪几乎每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癌症的预防和治疗将越来越重要。鉴于多胺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本文围绕多胺代谢调控网络，总结了该调控网络作为抗肿瘤治疗靶位的研究现状，同时列举几种代谢酶和转运蛋白质的小分子调节剂，并阐述其靶点作用方式和在肿瘤预防与治疗方面的应用，以期能为靶向多胺代谢调控网络的药物研发以及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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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病人的红细胞能量代谢

王亚奇，闫朝丽，苏燕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2020, 36(4): 378-382. https://doi.org/10.13865/j.cnki.cjbmb.2019.11.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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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病人内环境的改变影响了其体内红细胞的葡萄糖摄取率、胞内糖酵解酶活性、能量代谢中间产物含量以及ATP的储存与利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红细胞能量代谢的整个过程，使病人红细胞能量代谢发生改变，从而影响红细胞自身的结构、性质以及功能，引起机体组织微循环紊乱、供氧不足等，促进糖尿病并发症的产生。本文对糖尿病病人红细胞能量代谢的相关研究及分子机制进行总结，这些有助于了解糖尿病病人红细胞能量代谢发生的改变，并为糖尿病病人微血管病变的预防、诊断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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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A RNA甲基化修饰异常在肿瘤中的作用

韩娟娟，张新安，艾福录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2020, 36(4): 383-391. https://doi.org/10.13865/j.cnki.cjbmb.2019.11.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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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6-甲基腺嘌呤（N6-methyladenosine, m6A）是真核生物信使RNA（messenger RNA，mRNA）含量最多的化学修饰之一。m6A修饰主要由m6A甲基转移酶（methyltransferase）催化，m6A去甲基酶（demethylase）去除，并由m6A结合蛋白（binding protein）识别。它广泛参与调控mRNA剪接、加工、翻译和降解等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且与肥胖和肿瘤等多种疾病及异常的生理功能相关。近年的研究发现，肿瘤中m6A相关蛋白质（METTL3/14、WTAP、FTO、ALKBH5、YTHDFs）的异常表达，引发m6A甲基化的失调，调控致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表达参与肿瘤的发生与发展，并与患者预后不良密切相关。随着RNA免疫沉淀测序技术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和液相色谱等检测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关m6A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的进展迅猛，靶向m6A也成为肿瘤临床治疗的新方向。本文重点对m6A RNA甲基化相关因子在癌症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机制进行综述，总结m6A RNA甲基化检测技术的最新进展，梳理现有文献报道的脱甲基酶抑制剂大黄酸、甲氯芬那酸2（meclofenamic acid2，MA2）和右旋羟戊二酸（R-2-hydroxyglutarate，R-2HG）等在肿瘤靶向治疗中的运用，为以m6A RNA甲基化为切入点的肿瘤防治研究提供思路与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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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化磁性纳米粒子在固定化酶研究中的应用

张玮玮，杨慧霞，薛屏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2020, 36(4): 392-400. https://doi.org/10.13865/j.cnki.cjbmb.2019.11.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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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是高效的生物催化剂，在生物技术领域有广泛的应用。然而，不可再生催化的高成本和酶的有效成分分离回收，是实现大规模工业化应用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磁性纳米粒子（magnetic nanoparticles, MNPs）具有优异的磁回收性质。通过设计和制备功能化MNPs作为固定化酶的多功能载体，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可为酶的工业化大规模应用提供条件。近年来，功能化磁性纳米粒子在酶的固定化领域基于载体性质、固定化方法和应用有广泛研究。文中重点介绍了近年来各种功能化磁性纳米载体，特别是Fe3O4纳米粒子，在固定化酶中的应用。根据功能化试剂的差异分类，实例讨论了不同功能化修饰的磁性纳米载体对酶的固定化，包括硅烷修饰的磁性纳米载体、有机聚合物修饰的磁性纳米载体、介孔材料修饰的磁性纳米载体以及金属-有机骨架材料（metal-organic framework, MOF）修饰的磁性纳米载体。同时，结合可持续工业催化的发展要求，对磁性复合载体固定化酶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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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蛋白Kin11调控嗜热四膜虫生殖系小核的减数分裂

许静，李晓雄，薄涛，王伟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2020, 36(4): 401-410. https://doi.org/10.13865/j.cnki.cjbmb.2020.03.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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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蛋白（kinesin）是分子马达蛋白质超家族成员，主要参与囊泡与细胞器的运输、纺锤体组装、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等过程。在减数分裂期，不同驱动蛋白发挥功能的调控机制并不十分清楚。嗜热四膜虫（Tetrahymena thermophila）中含有14个驱动蛋白家族成员。其中，kinesin6家族的唯一成员Kin11 （TTHERM_00637750），在营养生长期低表达，饥饿期不表达，有性生殖期表达上调。Kin11编码1 608个氨基酸，包含1个N端保守的马达蛋白结构域，C端卷曲螺旋（coiledcoil）结构域，并在N端和C端分别含有核定位信号NLS1和NLS2。Kin11在营养生长期和有性生殖期，定位在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的小核和纺锤体上，并在有性生殖后期alignment阶段定位于小核上。Kin11与微管蛋白共定位于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的纺锤体上。将Kin11 的N端含有NLS1的1~400位氨基酸序列截短后，截断突变体定位在有性生殖减数分裂期的小核和纺锤体上。而将其C端含有NLS2的1 008~1 608位氨基酸残基截短后，截断突变体只能定位在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后期的小核及有丝分裂的纺锤体上。敲除KIN11导致减数分裂过程中的纺锤体结构发生异常变化，小核染色体不均等分离与丢失，有性生殖发育停滞。结果表明，嗜热四膜虫驱动蛋白Kin11通过影响纺锤体结构，参与调控四膜虫生殖系小核在减数分裂过程中的正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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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2通过β-catenin/HER2通路调控乳腺癌细胞SK-BR-3的迁移、侵袭、增殖和凋亡

曾颖靓，厉红元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2020, 36(4): 411-420. https://doi.org/10.13865/j.cnki.cjbmb.2020.03.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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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当今威胁女性健康最主要的恶性肿瘤之一。虽然当前在乳腺癌的诊治方面获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仍然较高，寻找有效的乳腺癌预后标记和治疗靶点是当前研究的热点。本研究通过对高通量基因表达数据库（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分析发现，Prominin 2（PROM2）在诱导、增强和增殖成瘤能力的3组MCF7乳腺癌细胞中的表达，高于3组对照组MCF7细胞。且在诱导具有侵袭性的MCF10A细胞中的表达，高于未处理非侵袭性MCF10A细胞。研究选择了人乳腺癌细胞系SK-BR-3，成功地将过表达或敲减PROM2质粒转染到细胞中，并检测PROM2对SK-BR-3细胞的迁移、侵袭和增殖和凋亡的作用。划痕结果显示，敲减PROM2的SK-BR-3细胞愈合面积更小（P<0.01），过表达PROM2的SK-BR-3细胞愈合面积更大（P<0.01）；Transwell的结果显示，敲减PROM2的SK-BR-3细胞侵袭数量更少（P<0.01），过表达PROM2的SK-BR-3细胞侵袭数量更多（P<0.01）；流式细胞术的结果显示，敲减PROM2的SK-BR-3细胞增殖能力减弱且凋亡比率增高（2.50% vs. 0.93%），过表达PROM2的SK-BR-3细胞增殖能力增强且凋亡比率降低（0.43% vs. 0.72%）。然后，探讨PROM2作用的可能机制。通过基因表达谱交互分析（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interactive analysis，GEPIA），对肿瘤基因图谱数据库（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中的乳腺癌数据分析发现，PROM2与β联蛋白(β-catenin)、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之间表达正相关。通过定量实时聚合酶链反应、免疫荧光和蛋白质印迹也发现，PROM2促进了β联蛋白和HER2的表达。证明PROM2可能通过激活β-catenin/HER2通路，促进乳腺癌细胞SK-BR-3的迁移、侵袭和增殖，并抑制其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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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物信息学分析研究miR-182-5p通过靶向调控EP300促进乳腺癌细胞的侵袭转移

陈智凯，李春涛，王晓栋，王玉，王雪婷，张琳，李洪利,尹崇高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2020, 36(4): 421-428. https://doi.org/10.13865/j.cnki.cjbmb.2020.02.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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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研究表明，miR-182-5p对多种癌症的侵袭和转移具有重要作用，但其在乳腺癌侵袭转移中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通过网上在线microRNA分析工具下载乳腺癌组织及正常乳腺组织表达比较的数据集，分析发现在GSE4589、GSE38167、GSE61438等3个数据库中，在乳腺癌组织中存在26个相同的microRNA，其中8个上调，而hsa-miR-182在8例病理组织中的表达上调差异最显著（P = 0.001），选定目的基因hsa-miR-182；qRT-PCR检测细胞中miR-182-5p的表达，结果显示，与MCF-10A相比，miR-182-5p在MDA-MB-231、T47D、MDA-MB-453、MCF-7中表达上调（P < 0.05）；转染miR-182-5p干扰质粒，qRT-PCR检测细胞中miR-182-5p的表达情况。结果显示，miR-182-5p表达显著降低（P = 0.003），提示转染成功；Transwell侵袭结果显示， MDA-MB-231细胞敲低miR-182-5p，与对照组相比，体外侵袭能力明显降低（P = 0.002）；Western 印迹检测转染miR-182-5p干扰质粒时，MDA-MB-231中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相关标志物的表达情况，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敲低miR-182-5p使细胞中上皮-钙黏着蛋白（E-cadherin）表达上调，神经-钙黏着蛋白（N-cadherin）、波形蛋白（vimentin）表达下调。为研究探讨miR-182-5p的靶蛋白，采用在线预测软件预测可能与miR-182-5p结合的靶蛋白，cytoscape构建蛋白质互作网络图并筛选出hub基因；双荧光素酶结果证实，miR-182-5p可与EP300靶向结合（P = 0.001）；采用qRT-PCR、Western 印迹检测转染miR-182-5p干扰质粒后EP300 在mRNA及蛋白质水平的表达，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在敲低miR-182-5p组中EP300在mRNA及蛋白质的表达上调（P = 0.001）。综上所述，miR-182-5p可靶向调节EP300，促进乳腺癌细胞的侵袭与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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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壳贻贝whirlin类贝壳基质蛋白的重组表达与功能分析

姜雨婷，孙琦，徐焕志，申望，张晓林，范美华，廖智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2020, 36(4): 429-440. https://doi.org/10.13865/j.cnki.cjbmb.2020.01.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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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历来是生物工程和材料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贝壳中的贝壳基质蛋白质在贝壳的形成与发育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Whirlin类蛋白质（Whirlinlike protein, WLP）是一种从厚壳贻贝（Mytilus coruscus）中鉴定的新型贝壳基质蛋白质。序列分析结果显示，该蛋白质含有PDZ（postsynaptic density/Discs large/Zonula occludens）结构域，而该结构域对贝壳生物矿化的影响目前尚无报道。为深入了解WLP在贝壳形成中对碳酸钙晶体的影响，在序列分析基础上，采用密码子优化结合原核重组表达，获得其重组表达产物后，开展了重组WLP对碳酸钙晶体形貌及晶型的影响研究，结晶速度抑制以及碳酸钙晶体结合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重组WLP能诱导文石型碳酸钙晶体的形貌和方解石型碳酸钙晶体的晶型发生改变；同时重组WLP对碳酸钙晶体具有结合作用，且能抑制碳酸钙晶体的结晶速度。上述结果表明，WLP对贝壳的形成及发育具有重要影响，并可能在贝壳肌棱柱层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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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免疫球蛋白超级家族成员9促进肺腺癌细胞增殖的作用及机制

邱萍英,林裕龙,卢敏莹,徐鹏，杨凤啸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2020, 36(4): 441-447. https://doi.org/10.13865/j.cnki.cjbmb.2020.02.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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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全球发病率与死亡率均位于第一位的恶性肿瘤。肺腺癌（lung adenocarcinoma, LUAD）大约占整个肺癌的40%。但是，目前对肺腺癌发生发展的机制尚未阐明。TCGA在线数据库GEPIA证实，免疫球蛋白超级家族成员9 (immunoglobulin superfamily member 9, IGSF9) 在肺腺癌中的平均表达量是6.56，其在正常癌旁组织中的平均表达量是0.55，提示IGSF9在肺腺癌中的表达量是正常癌旁组织的11.93倍。人类蛋白组学数据库也提示，IGSF9在肺腺癌中高表达。通过qRT-PCR检测IGSF9在肺腺癌细胞中的表达量，发现其在A549和H1299细胞中的表达量分别是其在BEAS-2B细胞中的4.17倍和6.6倍。细胞功能实验发现，过表达IGSF9，其LUAD细胞的增殖能力显著增加。平板克隆形成实验发现，在A549细胞中，对照组平板克隆大约有240个，过表达IGSF9后，该组细胞的平板克隆数大约是385个，实验组的克隆数目是对照组的1.60倍（P<0.01）。敲低IGSF9，则LUAD细胞增殖能力明显降低。平板克隆形成实验发现，在H1299细胞中，对照组平板克隆大约有320个，敲低IGSF9后，该组细胞的平板克隆数大约是164个，实验组的克隆数目仅为对照组的51.25%（P<0.01）。生物信息学预测结合后期研究证实，IGSF9可显著抑制叉头蛋白K2（forkhead box protein K2, FOXK2）的表达。MTS实验发现，过表达FOXK2可显著逆转IGSF9对LUAD细胞增殖的促进作用，而敲低FOXK2则可明显补偿敲低IGSF9对LUAD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这些结果提示，IGSF9通过下调FOXK2从而促进LUAD细胞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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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1.5通道蛋白参与人脑胶质瘤细胞的自噬

刘佳，屈超，韩朝，李洪艳，张叶军，安利佳，邹伟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2020, 36(4): 448-456. https://doi.org/10.13865/j.cnki.cjbmb.2020.02.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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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胶质瘤是原发性颅内恶性肿瘤。患者的5年存活率不足1%。目前，除手术切除外，尚无有效的治疗手段。近年来发现，脑胶质瘤发病可能与多种钾离子通道的异常表达有关。自噬是膜包裹部分胞质和细胞内需降解的蛋白质、细胞器，并与溶酶体一起降解其所包裹内容物的生理过程。诱导胶质瘤细胞的自噬，促进其凋亡是肿瘤治疗的一种新策略。本室前期研究发现，电压依赖型钾通道1.5（Kv1.5）参与胞膜小窖标志蛋白质（caveolae，Cav-1）介导的多种肿瘤细胞的增殖和凋亡，但是否参与胶质瘤细胞的自噬并不清楚。本文首先利用不同浓度的K+通道阻断剂四乙基铵（tetra-ethylammonium，TEA）、Kv通道阻断剂四氨基吡啶（4-amino-pyridine，4-AP）和Kv1.5通道特异性阻断剂DPO-1（diphenyl phosphine oxide-1）分别在不同时间，作用于人脑胶质瘤细胞U251，观察其对细胞存活的影响。发现DPO-1对U251细胞具有双向作用：低浓度促进存活，高浓度抑制存活。其中，1 mmol/L DPO-1处理6 h，可促进自噬相关蛋白质LC3的表达，而抑制mTOR信号蛋白质的磷酸化水平，表明Kv1.5通道可能参与胶质瘤细胞的自噬。然后，利用基因转染技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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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特异性蛋白B7-H4纳米抗体的筛选和鉴定

刘瑜，刘宁，张志霞，马红，孙忠兴，葛银林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2020, 36(4): 457-466. https://doi.org/10.13865/j.cnki.cjbmb.2020.02.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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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驼体内存在天然缺少轻链的重链抗体，克隆重链抗体可变区（VHH），即可构建单域抗体（single- domain antibodies，sdAbs)，又称纳米抗体（nanobody，Nb）。利用非免疫羊驼噬菌体文库筛选肿瘤特异性蛋白B7-H4的纳米抗体，经过4轮淘选，ELASE鉴定阳性克隆噬菌体，测序获得其DNA序列后体外转录为mRNA，将修饰纯化后的mRNA转染到肿瘤细胞，利用细胞免疫荧光检测mRNA在肿瘤细胞内是否表达，Western印迹进一步验证其表达情况；通过CCK-8法鉴定其对肿瘤细胞的增殖抑制能力；划痕实验鉴定其对肿瘤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transwell法鉴定其对肿瘤细胞的侵袭能力的影响；裸鼠荷瘤模型瘤旁注射mRNA，鉴定其在体内实验对肿瘤组织的作用。结果显示，通过淘选获得1个高亲和性的噬菌体株菌H6；DNA测序并导出的氨基酸序列符合羊驼纳米抗体结构；将其mRNA导入肿瘤细胞，能有效表达出纳米抗体H6；转染H6-mRNA的肿瘤细胞（0.84±0.08）与未转染H6-mRNA的对照组（1.83±0.04）相比，其增殖能力明显受到抑制，P<0.01，其迁移和侵袭能力（78. 60±5.36）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197.80±21.04），效果优于B7-H4 mRNA的siRNA（95.40±16.56）；在裸鼠乳腺癌模型中能有效抑制肿瘤生长，效果优于紫杉醇和B7-H4 mRNA的siRNA。这说明筛选所得抗B7-H4纳米抗体H6能特异结合B7-H4蛋白并封闭其功能，导致肿瘤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受到抑制。该结果为利用B7-H4作为治疗癌症的靶点提供了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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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免疫层析技术在临床乳腺癌Her-2蛋白定量检测中的应用

张洁莹，岳洋，邓桥生，糜军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2020, 36(4): 467-473. https://doi.org/10.13865/j.cnki.cjbmb.2020.03.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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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种靶点蛋白质快速定量检测方法。在原有侧向流动免疫层析技术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层析材料和纳米微球的均一性、改进检测区的检测方法，经逐点扫描技术，建立标准浓度曲线，以达到对临床靶点蛋白质的定量检测。以乳腺癌组织中的Her2表达为例，通过对已知浓度样品的检测，验证本技术方法的准确度大于96%。另外，以蛋白质免疫印迹作为组织中特定蛋白质检测金标准，分析临床肿瘤组织中Her2蛋白的含量，其准确率也达到95.5%，而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准确率仅为69.58%。新型免疫层析法检测结果与靶向治疗患者的愈后密切相关（P < 0.01）。改进后的新型免疫层析方法能够准确地对临床靶点蛋白质进行定量检测，而且结合侧向流动技术的简单、快速和易用性，这种新型检测方法可以广泛应用于临床组织标本、血液标本和体液标本中靶点蛋白质的临场定量检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免疫组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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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的准确中文表述问题

昌增益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2020, 36(4): 474-474. https://doi.org/10.13865/j.cnki.cjbmb.2020.03.Z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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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科的名词大多属外来语（主要来自英文），怎么将这些名词恰到好处地翻译成中文是一件难事。有些名词翻译得非常到位（如“基因”），但也有一些名词的中文翻译不太理想，甚至容易产生歧义（如“蛋白质”）。美妙的翻译依赖我们对其词源和词意的深刻理解。本期《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发表的卜友泉教授撰写的《酶和核酶的词源学研究及现实意义》一文，既总结了我们对酶这类生命物质的认识过程，也对“enzyme”和“ribozyme”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源学进行了探究。他全面地总结了自18世纪以来人们对生物催化剂的曲折认识过程。尽管日本学者将 “enzyme”翻译成了 “酵素”（似乎是根据这类生物催化剂的早期英文称呼“ferment”翻译而来），并沿用至今。台湾也一直沿用日本的这种翻译。但我国学者根据这类生物催化剂的后期英文名称“enzyme”，而将其翻译为“酶”。与“酵素”这一名称相比，我认为“酶”这一名称就精妙多了，无论从语境还是语意都是准确的。但是“ribozyme”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新的英文词汇。怎么翻译是个挑战。早期我国有学者建议创造一个中文字来翻译ribozyme。正如卜教授文中所言，尽管我们对核酸类酶的认识远晚于我们对蛋白质类酶的认识，但它们的特征都与最初对“酶”的定义相符。显然，创造另外一个中文字来翻译ribozyme是不合适的。目前ribozyme被翻译为“核酶”，尽管其中有“酶”字是合理的，但我觉得称其为“核酶”也并非理想。也许称其为“核酸酶”意思会更清楚一点，但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反映这类催化剂都是核糖核酸类物质，而非脱氧核糖核酸类物质。不知道日本是怎么翻译ribozyme的。类似地，日本人将protein这类物质翻译成了“蛋白质”，也是根据更为古老的“albuminous substance”，意译而来，但不是很理想，没有反映protein这一词的真正含意（即“最重要的，首要的”），而且在社会公众中容易引起误导。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科学家未能像将“enzyme”翻译为“酶”一样，将protein进行一番类似的精妙翻译（如将其翻译成“普丁”什么的）。当然我们也还有其它一些生物化学名词的中文翻译不是很理想，如将“molecular chaperone”翻译成“分子伴侣”（台湾将其翻译为“分子伴护蛋白”就准确多了）。所以将英文名词准确翻译不是一件易事。不知新一届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委员会是否可以对这些翻译不妥的名词进行一番修订。当然，目前国际上对成千上万种蛋白质的英文命名本身就相当混乱。翻译成中文就更是挑战了。也许IUBMB的命名委员会需要专门组织一个专家组讨论蛋白质的命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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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和核酶的词源学研究及现实意义

卜友泉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2020, 36(4): 475-480. https://doi.org/10.13865/j.cnki.cjbmb.2020.03.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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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学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的一个重要领域。酶绝大多数是蛋白质，少数是RNA，特称为核酶。本文结合酶学研究历史及最新进展，对酶和核酶的词源学进行研究。从术语内涵来讲，酶是细胞内催化特定化学反应的生物分子。作为一个重大发现，核酶不仅对于探索生命演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是酶学理论的进一步拓展补充。核酶具有许多普通酶的一般特性，具有与蛋白质类酶类似的催化机制，遵守米氏动力学。国内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界对酶和核酶的含义长期存在分歧，词源学研究有助于厘清两者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解决分歧、统一认识，在教学和学术交流中规范、正确地使用这两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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